红妆翠眉、乌膏注唇、面涂赭色……古代女子的妆容，究竟能多时髦？
现如今的抖音上，美妆博主此起彼伏，“全民美妆”时代似乎已经来临。无论是女孩还是男孩，化妆时考虑最多的，可能都是自己的喜好，然而从“为悦己者容”到“为己悦而容”，却经历了漫长的时代变迁。
透过古代妆容沿革的脉络，我们能看到：历代妆容不仅体现了各时代的审美观，也与社会背景密切相关。政治、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都可以在妆容上留下鲜明的印记。女性的妆容史，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女性地位的变迁史。让我们循着时代发展的脉络，来看看历史沉浮中的古代妆容。
「史前至秦：彩妆的初现时期」
最早的面妆可以追溯至原始社会的“绘面”。“绘面”，又名绣面、雕题、黥面、刺面等，指的是在脸上绘画花纹。先民“绘面”的目的，并非为了好看，而是出于图腾模仿、自我保护等原因。例如仰韶文化时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、马家窑文化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，都或多或少显示了当时人的妆容。
在《战国策·赵策二》中，有“披发文身，错臂左衽，瓯越之民也；黑齿雕题，鳀冠秫缝，大吴之国也；礼、服不同，其便一也”的描述。说明直到周初，吴越一代的“荆蛮”地区仍保留着“绘面”的习俗。西周之后，受中原地区的妆饰风格影响，流行“绘面”的范围也在不断缩小。
根据《诗经》《楚辞》中的记录，以及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漆绘木俑、《人物龙凤帛画》等考古出土物，可知在周代，南北方受各自文化的影响，形成了不同的妆容风格，这一时期可以被称为中国化妆史的开端。
“硕人其颀……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，颈如蝤蛴，齿如瓠犀，螓首蛾眉。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”，从《诗经·卫风·硕人》中的描述可以看出，彼时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崇尚清新朴素，天然去雕饰的大方美，这和当时儒家提倡“以礼制欲”，道家赞赏“大朴不雕”等哲学思潮有关。同时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“蛾眉”这一古代社会占据主流审美地位的眉形此时已经成了美人的标配，不仅北方女子，南方楚地的女子也是“蛾眉曼只”。（《楚辞·大招》）
与中原不同，楚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就非常注重梳妆打扮，以长沙楚墓为例，出土妆奁（即化妆箱）的墓葬就达三十多座。另外，在《楚辞》中描述的楚地女子，妆容上更多了一份华美冶艳，整体呈现出娇柔纤弱之感，这与当时楚地巫风炽盛有关。在楚人看来，女子美丽的容颜是招魂的法宝，《楚辞》“二招”对此有详细描述。
南楚女性虽然注重面部妆饰，但也以“粉白黛黑”（《大招》）为主，受传统观念和制作工艺影响，彩妆并不特别盛行。秦王朝统一六国以后，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十五年，但从文献可以看出，此时“秦始皇宫中，悉红妆翠眉”（《事物纪原》），浓艳的妆容是后妃的日常选择。在“女为悦己者容”的时代，这一做法肯定是为了迎合秦始皇的喜好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秦始皇大概是中国彩妆最早的推动者。
「两汉：奠定中国古代的妆容审美范式」
思想文化的渗透和妆品制作工艺的提升，是影响两汉妆容发展的主要原因。汉初，受主张自然无为的“黄老之学”影响，女性的妆容追求素朴简约、清新淡雅，虽然在彩妆上改进了令人称道的红蓝花胭脂，但囿于当时的社会风气，清新淡雅的本真之美才是主流。
就眉妆来说，虽然纤细的蛾眉依然是流行的趋势，但在崇尚本真的时代，天然的眉形也颇受欢迎。《西京杂记》载：“文君姣好，眉色如望远山。”这里的“远山眉”就是一种保留纯天然眉峰的眉形。此外，“长眉联娟”（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）这种不忸怩作态的眉形，也给人一种保留本真的大气磅礴之感。
西汉中后期，随着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政策的推行，儒学体系取代自然无为的”黄老之学”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，在“阳尊阴卑”、“三纲五常”等思想的影响下，明确建立了女性从属于男性的依附地位；到了东汉，《白虎通》把“三纲”发展为“三纲六纪”；班昭著《女诫》教导女子谦卑、恭顺、柔弱。在这一系列的思想重压下，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降低，自主选择权就更无从谈起，体现在妆容上，就是娇柔纤弱、卑顺谦恭的妆容成为主流。
《后汉书·梁统传》载，梁冀的妻子孙寿：“色美而善为妖态，作愁眉、啼妆、堕马髻、折腰步、（齿禹）齿笑，以为媚惑。”愁眉、啼妆，均是女子示弱的装扮，在当时影响很大，“至桓帝元嘉中，京都妇女作愁眉、啼妆……”（《后汉书》）与这种装扮有同样效果的还有“面靥”的使用。“面靥”，也称“妆靥”，“勺面”等，一般指在酒窝处涂点标记，有楚楚可怜之感。起初，这只是标识宫中嫔妃是否可侍寝的记号，后来在民间广泛流行开来，并在魏晋、盛唐达到流行的巅峰。
「魏晋隋唐：丰富又怪诞的华美妆容」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政权分裂、朝代更迭、经济凋敝，社会混乱动荡的同时，也带来了民族杂居、文化交融，人们的眼界也因此更加开阔，精神极度自由。朝不保夕的危机感使得汉代以“仁”为本的儒学信仰受到挑战，“玄学”应运而生，个体的独立自由被看得愈加重要，漂亮的外在风貌成了表达超凡内在人格的载体。此外，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最早介绍古方妆品配方的典籍《齐民要术》。
自由的思想环境、成熟的妆品制作技艺，也难怪门阀士族男子“无不薰衣剃面，傅粉施朱”（《颜氏家训》），而女性的妆容也轻盈飘逸，颇具神仙气息。白妆、晕红妆、紫妆、徐妃半面妆、仙蛾妆、八字眉、斜红、梅花妆、碎妆……各类妆容争奇斗艳，最有特色的是对于异域妆容的吸收，例如在额间染画“额黄”，粘贴“花黄”。面饰用黄，大约是印度的风习，除了额间染黄，此时的人们还扮上了“黄眉墨妆”，宇文氏《妆台记》：“后周静帝，令宫人黄眉墨妆。”可见当时妆容种类的繁盛。
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建立，丰富的妆容特色在盛唐时期得到了集中展现，而这一时期也达到了中国彩妆发展的高潮。唐代，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外交等各个领域成就斐然，大国自信心高涨。另外，李唐王朝的统治者拥有胡人血统，礼教观念相对淡漠；武则天即位后，女性地位大幅提升，所以这一时期的妆容在充满异域特色的同时，浓妆艳抹、大气招摇，女子内心的自信与从容也可透过面部妆容流露出来。
初唐时期的妆容薄施粉黛，比较素雅，陕西咸阳市礼泉昭陵出土的女立俑就是如此。随着武则天上台，女性的妆容风格发生了很大改变：腮红的面积扩大到了脸侧，额上的花钿更加精美，两侧的斜红也变化出复杂的花样，例如吐鲁番阿斯塔那永昌元年（公元689年）张雄夫人墓中出土的一批彩绘着衣俑，所绘面妆浓艳华丽、精致非常。
开元初年，为了巩固统治，曾经有过短暂的朴素之风，但很快精致多样的妆容不断涌现，“桃花妆”、“飞霞妆”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，从新疆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开元中期仕女屏风画、木俑等文物可以看出，斜红、额黄、假靥等全套妆面再次出现。步入天宝年间，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“红妆”。所谓“红妆”就是在脸颊上大面积涂抹浓重的胭脂，看上去“颜如赪玉盘”（李白）。王建《宫词》：“归到院中重洗面，金花盆里泼红泥”，可见这种妆容有多夸张。
到了中唐时期，大红脸盘的妆容已难以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，“险妆”、“时世妆”等各类怪诞妆容层出不穷，最为著名的是“元和时世妆”。白居易《时世妆·儆戎也》：“腮不施朱面无粉，乌膏注唇唇似泥。双眉画作八字低，妍媸黑白失本态，妆成尽似含悲啼。圆鬟无鬓堆髻样，斜红不晕赭面状。”八字啼眉、乌膏注唇、面涂赭色，虽然怪诞，又被士大夫鄙夷为亡国“忧恤象”，但却极其流行。穆宗长庆年间，元和时世妆升级为“血晕妆”，河南安阳中唐时期墓室壁画里描绘的女性，几乎全部作此装扮。
安史之乱后，藩镇割据，李唐王朝自顾不暇，各地常出现装扮上的逾制现象。从敦煌莫高窟的女供养人像上可以看出，这些女性的面部妆容极尽夸张绚烂，完全没有中原因为政治上土崩瓦解、财政上捉襟见肘带来的妆容上的“衰落”。反观中原地区，女子的妆容大有洗尽铅华回归本真之势，没有了盛唐时期的张扬华丽，《韩熙载夜宴图》等仕女画形象地描绘了这种归于简约的妆容特点。
「宋元明清：回顾素朴的妆容审美」
宋代，人们对程朱理学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，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有着狭隘甚至偏执的理解，给女性戴上了沉重的道德枷锁，精神层面的桎梏也给身体层面带来了现实的变化，对于妆容来说，轻描淡写的素妆比两汉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政治上的弱势地位以及严禁后妃干政，也让此时的妆容不同于两汉时期的大气磅礴，而是呈现出一种阴柔孱弱的美感。素朴的妆容风格一直延续到满汉交融的清朝，再未发生过太大的变化。
“香墨弯弯画，燕脂淡淡匀”（北宋秦观《南歌子》），“玉人好把新妆样，淡画眉儿浅注唇”（南宋辛弃疾《鹧鸪天》）。浅淡薄妆、弯弯蛾眉、樱桃小口是这一时期的典型妆面。北宋后期出现了一种仅画下唇，甚至仅涂下唇唇珠的唇妆，传世画像中的北宋真宗皇后、北宋后期河南登封宋墓壁画中的女性均作此装扮。虽然宋代妆容较清淡，但面饰却丰富且奢华。“家家小儿女，满额点花钿。”（北宋刘安《花靥镇》）从帝后画像中可以看出，皇后与其侍女眉额脸颊间都贴有以珍珠点翠制成的珠翠宝靥。此外，这一时期还创新出了利用鱼腮中骨制作的面靥“鱼媚子”。
靖康之难后，偏安一隅的南宋其妆容风格愈发收敛，尚素雅白妆，“出茧修眉淡薄妆”（陆游《无题》）。从传世的南宋绘画看，侍女脸上很难找到胭脂的痕迹，妆面白净，眉形纤细，唇色浅淡，但会在额头、鼻梁、下巴等处特别提亮。此外，南宋还会化一种以白妆为基础，在眼角点抹白粉呈现哀愁之美的“泪妆”。“泪妆”在唐、五代已经出现，到南宋时仅“粉点眼角”，更显简单素净，宋代女性在祭扫时常化此妆。
处于大漠之北的契丹妇女则酷爱满面涂黄的“佛妆”。“佛妆粉”的主要原料是栝楼的提取物，将之涂抹于脸上，可以形成一层黄色保护膜，抵御沙尘风雪对皮肤的伤害。此外，契丹人崇佛、礼佛，浓厚的宗教氛围也影响了女子的妆容风格。所以“佛妆”这种兼具“美容护肤”功能的妆容其实和辽国严酷的地理环境、气候特点及生活方式有关。
宋朝对女性的约束到元代愈演愈烈。《古今图书集成·闺媛典》“闺烈”、“闺节”部分所载的节烈女子，宋以前总计187人，宋代302人，而到元代竟达743人，超过了元代之前的总和。理学的影响在宋时刚刚发挥作用，到元代以后才在社会上普及起来，并在明清达到极点。所以元代的汉族女性，在妆容修饰上并无多少突破，基本是承袭南宋的素妆风格。元曲中“飘渺见梨花淡妆、依稀闻兰麝余香”说的就是这一时期的妆容特点。
与汉族女子的妆面不同，从历代帝后像中所绘的诸多蒙古族皇后肖像来看，蒙古族在妆容上尚“一”字平眉，这种眉式细长且平直，大约取其端庄之态。
由明至清，君主专制贯穿始终。“皇帝要臣子尽忠，男子便愈要女子守节。”（鲁迅《坟》）女性的生存处境愈发艰难，妆容也愈加素净，浅淡清雅，少有夸张奇异的妆面，整体妆容给人端庄恭俭、低眉顺眼的感觉。从明代皇室画像中，可以看到后妃们，大体上浅施白粉，薄涂胭脂，唇形依然以小为美，宋代常见的珠翠宝靥已很难见到。然而不同于夫人素净庄重的妆面，侍女却可稍饰浓妆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幅明代中后期肖像中的婢女，面贴珍珠宝靥，精致华美。
清代，封建礼教越发严苛，汉族女子的妆容在延续明代妆容的基础上越发简化。清初的满族女子因为追求健康开阔的美，妆容也极其清淡，从传世的清宫后妃画像上来看，清初后妃大多素面朝天，粉黛痕迹微弱。到了清中期的乾隆朝，脂粉气稍加浓郁，最大的特色体现在“地盖天”这种唇妆上。所谓“地盖天”就是把下唇涂满，而上唇保持素色，很多后妃像中的人物都是如此装扮。到了道光朝，下唇涂抹的范围逐渐缩小，至晚清时甚至缩成了一个小红点，这大概是受到汉族女子樱桃小口的影响。
中国历代妆容，不管如何变化，对眼妆都少有修饰，晚清时期，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，人们的妆容风格也受到了影响。从留存的照片看，末代皇后婉容已化有西式的眼线与眼妆，且不再化樱桃小口样的唇妆，而是化上了西式自然饱满的唇妆。之后，人们的妆容不断西化，樱桃小口、浅淡眼妆的时代不复出现。
中国古代的妆容，从最早期的绘面开始，经历两汉的定形后，浅淡素雅基本上成了后世，尤其是汉族妆容风格发展的方向。虽然，大唐盛世带来了纷繁多样的异域色彩，但那些惹人注目的潮流新奇却又昙花一现。素雅白妆、浅淡蛾眉、樱桃小口、薄施粉黛，在不同朝代的不同阶层中都有广泛的受众群体。
